敢把皇帝拉下马 ——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血性却最爱造反
中国人缺乏血性，似乎可以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随处找到无数例子，但如果拉长视野，从大历史的角度，中国人似乎又是最爱造反的群体，造反次数之多，频次之密，为世界历史所仅见。绝大多数王朝的覆灭，都与各类大规模起义直接相关，陈胜吴广、赤眉绿林、黄巾张角、瓦岗寨、黄巢、红巾军、李自成……这些名字的后面，正是一个个被埋葬的王朝。 规模较小、频次更密的造反起义，就不胜枚举了。据统计，“东汉从安帝永初二年（公元108年）至灵帝光和三年（公元180年），七十二年中爆发了三十六次农民起义，差不多两年就有一次。北宋、南宋共统治三百一十六年，农民起义共有三百五十八次（参见何竹淇:《两宋农民起义史料汇编》中华书局1976年版），平均每年一点一二次。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前的二百多年间，散见于《清实录》的农民起义在三百次以上，每年平均逾一次半。”（上述数字，引自季维龙“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次数多、规模大的原因”一文）。凡此种种，皆令人困惑：何以一个平时看上去缺乏血性，忍辱偷生的族群，却如此轻易地冲冠一怒，走上造反的不归路?要知道，在大一统专制之下，造反可属于十恶不赦，株连九族之罪。是什么样的原因，使得民众要“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”？ （图注：武昌起义的新军。图片来自网络。） 对比世界历史，中国的造反传统更加显得特别。日本战国时期的“下克上”、欧洲如德国闵采尔起义之类的事件，在其漫长的历史进城中，都是极为稀少的事件。在我的理解，这需要从中国独特的历史尤其是政治传统中去理解，中国是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权帝国的国家，此后2000余年，虽有战乱与分裂，这一统治形态一直得以延续，“千年之狱”，长夜难明，应是解读造反频仍的关键。 欧洲与日本封建体制下小国林立，欧洲还有教会权力的存在，君主或藩主的统治并不具备至高无上的特性，同时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各级领主与臣民之间尽管有着上下之分，但也因各自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，而形成了某种类似共同体的结构。领主固然从臣民中榨取经济资源，索取包括劳役在内的各种奉献，但也承担着诸如战争、治安、裁判等职能，这不仅使得政治统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也在事实上限制了领主对臣民的无限剥夺。 中国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则不然，经由军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统体制，在其顶端是以军事力量为根本的皇权集团，其下则是严密组织的行政官僚体系，不仅...